武汉“侯爸爸”26年只做一件事——为异乡求学的藏族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尽管已从武汉西藏中学毕业12年，但边珍依然怀念在校过年的日子。一到藏历新年，同学们会穿着藏服，在彩色花纹木盒里放满炒麦粒和酥油糌粑，再插上青稞穗和酥油制成的彩花，做成切玛，还要给老师献上哈达。

被学生称为“侯爸爸”的侯伯云每年藏历新年都很忙。筹备活动、找学生谈心……26年来，每年大年三十、初一，侯伯云都在学校陪着学生一起过。

在民族教育岗位上工作了大半辈子，从班主任到武汉西藏中学副校长，侯伯云探索出一套西藏班的管理办法，让远离家乡、父母亲人的藏族孩子慢慢适应了武汉的教学模式；他还牵头组织农工党爱心党员，推动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省建藏援藏协会会员与藏族学生结亲结对，为上千名西藏孩子找到了“武汉妈妈”“武汉爸爸”。

侯伯云觉得，自己26年来就做了一件事：为一批在武汉求学的藏族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他几乎认识学校所有孩子”

侯伯云始终记得第一次去接西藏班孩子的情景。当时10多岁的普布曲杰背着一个蛇皮袋，侯伯云伸手想帮忙，孩子却摇摇头，拖着蛇皮袋走了4公里的路，后来侯伯云才知道，蛇皮袋里装的是普布曲杰初中4年的零用钱。临行前，他的妈妈将10元、20元凑出的440元缝进行李中。

1995年，侯伯云从湖北省宜昌职教中心调到沙市六中西藏班（之后搬迁至武汉，成立武汉市西藏中学），当起了藏族学生的“孩子王”。

武汉西藏中学是湖北省唯一、全国首批其他省市藏族学校，也是全国最大的地方援建藏族学校。从西藏出发，这些10多岁的孩子以前要坐几天几夜的汽车、火车到武汉，接着面临长达3年甚至更长的异乡求学生活。有的学生家在西藏牧区、农村，家里人没读过书。来湖北之前，孩子们普通话说不流利，也不爱与人交流。

起初，侯伯云跟西藏学生接触，找不到方法。他开始自学藏语，看到学生就用藏语打招呼，“吃了吗”“你好”。

在边珍的印象里，侯伯云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他总是拿着藏文课本，碰到学生就拉过来做他的“藏语老师”。等到边珍从初中升到高中，侯伯云已经会唱藏族歌曲。

有一次，一个孩子找到他说：“老师，您这么尊重我们，我愿意来跟你说说心里话。”

那时，侯伯云还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一次上课，刚做完热身活动，普布曲杰转头跑回了宿舍，找来针线，一个人坐在床头缝裤子。侯伯云一问才知道，孩子只有两条裤子，一条破得不能穿了，另一条在上体育课时破了一个洞。侯伯云从家里找来裤子和鞋子，此后对普布曲杰给予了长达4年的资助。

该校教师许玉萍的班上曾有个藏族女孩旦增白吉那曲，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刚来学校，听不懂普通话，小姑娘躲在教室里哭，闹着要回西藏。侯伯云一有时间就来看她，跟她聊天。

许玉萍发现，这个内向的孩子一见到侯伯云就开心地笑，也会主动打招呼。到了期末考试，旦增白吉那曲从班级倒数考到前几名。许玉萍觉得，“侯伯云是个内心充满阳光的人，会为学生着想，很多事情比女老师想得还要细致。”

侯伯云要求孩子干干净净的，讲卫生。周一升国旗，每个班级的学生要把自己的手指亮出来，如果指甲太长，要当场剪指甲；宿舍里，床单要铺整齐，被子要叠成方块；有学生翻墙出去上网，他带着学校的老师一家家网吧找。

在西藏中学读书7年，边珍最亲近的除了任课老师，就是侯伯云，“他几乎认识学校所有学生”“他几乎承担了所有角色，老师、爸爸、心理辅导师、朋友……”

“我在江城有个家”

2007年8月，第一次坐上从拉萨出发到武汉的火车，德吉拉姆穿着厚厚的藏服下了火车，才发现这里的气候比西藏湿热得多。在车站等候的西藏中学教师帮忙拿行李，带上学生刚脱下的衣服，开着大巴车送他们到学校。

对于家住西藏农牧区的女孩德吉拉姆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陌生。

2012年3月，一次假期，侯伯云组织学生外出野炊游玩，德吉拉姆认识了农工党员贺丹心，从此有了一个“江城妈妈”。侯伯云嘱咐德吉拉姆，有心里话要多跟“妈妈”交流谈心。“妈妈”每到节假日就会接她去逛街、看电影。

从西藏中学毕业后，德吉拉姆考入西安交通大学。一次过年前，她从学校赶到武汉看望“江城妈妈”。走进家门，她看见房间里放好了睡衣、拖鞋，桌子上放着煮好的排骨藕汤和她最爱吃的丸子。

毕业3年，德吉拉姆也一直跟“侯爸爸”保持联系，“如果当初没有他，就不会有‘江城妈妈’，我或许就不会遇到这么多好心人”。2020年初，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入职不久的德吉拉姆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买了口罩捐给母校。

10余年来，为帮助藏族贫困学生在武汉找到归属感，侯伯云联系农工党武汉市委员会、洪山区工委会，在武汉西藏中学开展了10次大型结亲结活动，有100多名党员参与结对，捐款捐物近200万元，让200多名藏族孩子在江城武汉有了“新家”。

“对于西藏的孩子来说，来武汉读书需要的是民族亲情，需要的是大手拉小手的关爱。”侯伯云说。

“出来是为了回去建设西藏”

在学生时期，边珍曾觉得侯伯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而当她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博士，才发现“越长大越尊敬他”。

和普通中学不一样，西藏中学的老师得24小时留校，住所就在学生宿舍的楼下。逢年过节，因西藏孩子无法回家，老师就陪他们一起吃年夜饭、跳锅庄舞、唱藏族歌。

那时一到春节，侯伯云的母亲就提着特产，坐火车从荆州赶到武汉，跟儿子一起过年。他的宿舍里常常摆满了牛肉干、水果，招呼着学生们来做客。

到了暑假，这群老师也会跟着学生坐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回西藏。到了拉萨，老师们忍着高原反应举办家长会，一家家地上门拜访。

这时，侯伯云是最忙的，学生抢着请他去家里做客。聚会上，有1995年毕业的学生，也有2010年毕业的学生，大家准备好青稞酒，唱着班上孩子都会的《妈妈的羊皮袄》，回忆在西藏中学生活成长的日子。

民族亲情在一点点传递。2019年从浙江警官学院毕业的旦增，假期特地回到母校，感谢“侯爸爸”从初中到大学11年的资助；有一年端午节，普布曲杰工作的山沟没有信号，他骑了两个多小时的摩托车，开到有信号的地方给侯伯云打祝福电话……

“西藏中学不仅是一个学校，也是一个家，一个托举着我们成长生活、求学求知的地方。”边珍觉得，离得越远，对西藏中学老师的感情就越深。

从西藏贫苦的牧区走出来，边珍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更是第一个博士生。“我们武汉西藏中学的学生，出来是为了更好地回去建设西藏。”边珍说，这是他们年少时从家乡出发时就埋下的种子。如今她学到了知识、本领，未来想要回到西藏，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的教育观念，让更多西藏孩子走出牧区、走出村庄。

在边珍心里，真正的偶像就是“侯爸爸”，“他从事民族教育26年，一直默默无闻、初心不变。”她希望有一天，也能在教育一线做一位默默奉献的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