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江源考古队带队教师何元洪：江源文化是对长江文明多样性的补充

青海省玉树市拉姆扎岩画。图据青海考古

俯瞰青海省称多县赛和古村落。图据青海考古

青南高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略显陌生的地理名词。不过，这里却是中华民族 的 两 条“ 母 亲河”——黄河、长江，以及东南亚第一长河湄公河（中国境内为澜沧江）的发源地。

(资料图片)

在这片平均海拔超过4200米的高寒之地，格萨尔史诗千百年来被人们吟诵传唱，康巴汉子依然“威武雄壮”。神话、传说、真实的历史在这里交织，神圣又神秘。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江源地区古文化的神秘面纱正被慢慢揭开。

今年5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启动实施的长江流域（青海段）文物资源专项调查圆满完成，标志着江源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和长江流域其他区域相比，‘江源文化’是特殊的文化、地理环境的产物，具有其独特性，是对长江文明多元性、多样性的丰富和补充。”四川大学江源考古队带队老师何元洪说。

调查

半年时间走遍江源地区 发现新文物点135处

长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撑。青海作为长江源头，是长江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青海段）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青海省文物局组织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立调查队，于2022年4月正式启动了长江流域（青海段）文物资源专项调查。四川大学考古队三进三江源地区，全程参与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

“尽管以往的文物考古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江源地区地域辽阔，工作基础整体还很薄弱。因此，这次调查并不局限于石器、岩画、古墓葬等古文化遗存，古建筑、传统村落等文物资源也是工作的重点。”何元洪说，此次调查的重点放在了既往工作开展较少的区域，这些地区海拔多在4200米到5000米之间，地广人稀、河湖密布、地形复杂，加之路途遥远，工作实施难度很大。

何元洪记得，调查队去过最远的文物点，早上8点出发，下午6点过才到达。早出夜归是调查队的工作常态。三四辆车、八九个人，半年时间，调查队克服了高寒缺氧、天气多变以及疫情防控等诸多困难，踏遍江源地区，最终于今年5月圆满完成任务。

据以往的工作成果统计，长江流域青海段共有文物资源点500多处。此次调查在完成对重点已知文物点的复查基础上，发现和确定新文物点135处。这些文物点主要分布在通天河流域的青海省玉树市、称多县、治多县、杂多县、曲麻莱县以及大渡河流域的班玛县。“除了数量多外，新发现的文物点类型很丰富，主要包括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和其他类文物，这次发现的城址、祭祀性遗址都是过去没有的。”何元洪说。

成果

基本摸清文物资源分布等 江源地区考古学框架初步建立

何元洪介绍，三江源文物调查工作的开展由来已久，尤其是2007年至2011年实施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改变了江源地区文物点种类以宗教文物为主的状况。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岩画点的发现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也促成了四川大学考古队和青海的结缘。

2012年至2015年，在国家文物局、青海省文物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联合考古队，开展了“三江源地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古墓群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该项目的实施使得三江源地区文物资源的多样性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参雄尕朔细石器遗址、普卡贡玛石棺葬群、聂龙加霍列石丘墓群的发掘填补了区域空白。

“既往的工作为本次调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何元洪也参与了三江源古墓葬项目。在他看来，通过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已经可以初步勾勒出江源地区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江源地区广泛分布着早期先民拓殖高原时的细石器遗存，参雄尕朔遗址的发掘明确了其时代上限在距今8000年前，而本次调查的成果很可能将其提早到距今1万年左右。”何元洪说，细石器遗存之后，便是以石棺葬为代表的早期金属时代遗存。从目前的发现来看，江源地区石棺葬遗存年代最早可至春秋时期，岩画也是这一时期的核心内容。

其后就是吐蕃文化时期，这个阶段是以石丘墓、晚期岩画、摩崖石刻为代表。吐蕃时期之后则以寺院、经堂、摩崖石刻等各类宗教遗存为主。

何元洪说，在文物点数量攀升、分布结构改变的同时，一些新的发现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达哇村东遗址、夏日寺遗址等细石器遗存的发现，为通天河流域细石器工业的发展与演变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化链条；江源地区首次发现了城址——歇武镇珠姆黑帐篷城址，这为高海拔地区聚落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长江七渡口遗址一带石丘墓群的大量分布，说明至迟于唐代，该区域已成为重要的交通节点；兰达村尕底普石窟寺、康觉寺早期壁画是玉树地区宗教与文化研究史上的必要拼图……

价值

既是“通路”也是“桥梁”塑造了独特的“江源文化”

事实上，江源地区尽管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但自古以来，人类就频繁地在此活动，这里也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要冲，在丝绸之路南道、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等高原古道网络的连通下，形成了独特的“江源文化”。

“这个‘源’并不是文化源，而是地理源。正是地理的‘源’，造就了江源地区在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体系中的特殊性。”何元洪解释说，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从小的层面看，长江文明素以“农业文明”尤其是“稻作文明”而著称，但江源地区却是以“游牧”和“半农半牧”为主的生业模式，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形态。

从更广的层面看，尽管也存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但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在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体系，而江源地区却不存在这种差异。长江、黄河、澜沧江水系在这里交织，相同的环境、流动性的生业模式、生存所必需的贸易与交换在“三江源地区”塑造了独特的“江源文化”。

“从细石器、石棺葬、岩画、石丘墓、佛教遗存，无不能看出来自不同区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和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江源地区是条‘路’，不如说它是一座‘桥’，既承担着‘路’的功能，又有着独特的外形，既在交流中塑造着自己，同时也通过交流去影响他人。”何元洪说，或许如此，才可能深入理解在此诞生的诸羌、白兰、苏毗、多弥甚或格萨尔等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