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风俗之于古代国家意味着什么？

彭林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全国政协“人民政协讲坛”特聘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法国人文之家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首席专家;曾获北京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清华大学首届“十佳教师”，清华大学“良师益友”特别奖，首届清华大学新百年教学成就奖等。

风俗之于古代国家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词——“风俗”。生活中，同一个词在不同时候，大家的理解可能会相差很大。在我谈到“风俗”这个词的时候，大家脑子里反映出来的也许就是月饼、粽子、舞龙、舞狮、兔儿爷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风俗里面比较浅表的东西。

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化里面，“风俗”是极大的事情。它是由一个国家民众的文化追求、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总体风气。古人认为，这个风气正不正，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宋代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叫楼钥，他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如果风俗败坏那离亡国就不远了，风俗好了就好像一个人元气充盈，非常强劲，这个国家就有前途。清代学者黄中坚说过这样一段话：“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天下万世万物，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无关重轻，实际上却是一个国家的安危存亡所寄托的地方，这就是风俗。所以古人关注的是风俗的精神、文化层面。

不同地理的风俗

在古代“风”跟“俗”意思差不多，古人的解释比较强调地域性：“风，土地风俗也”，既讲了“风”也讲了“俗”。陕西的风俗跟广东的风俗、山东的风俗跟云南的风俗不一样，不同的地理环境里形成的风俗是不同的。

风俗来源相当古老，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向我们展示的文化面貌很不一样。比如在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墓葬里出土的遗骸，几乎所有人的侧门齿都是拔掉的，很是奇怪，当时没有麻药，没有拔牙工具，怎么拔的牙?为什么非拔不可?另外枕骨都经过了人工调整，变得畸形。死者的嘴里都含小石球，由于长期在嘴里放着，牙床上都磨出非常深的凹槽，甚至连牙根、牙髓都能看到。这种古风蛮俗，在我们今天看来都觉得很奇怪。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风俗慢慢就没有了，今天我们到大汶口、到整个山东，已经看不到这种风俗了。

国外也是一样，比如古代埃及，贵族女性有一种审美观念，后脑勺往后拔得越长就越美。所以那时候孩子从幼小的时候开始，就要对她的前额、后脑勺进行种种人工干预。今天我们到埃及去，已经看不到这种现象了。说明这种古老的风俗都随着文明的发展慢慢被淘汰了。

当然也有一些很古老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比如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地方有个“长颈族”，女孩子以脖子长为美，女孩子的颈部戴着一圈又一圈的金属环，以便把脖子拉长，据说最长的可以有好几十厘米。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四方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所以习俗也不一样。我们有句古话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过许许多多地方，发现各地风俗有很大差异。他在《史记》中说，这些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历史因素之外，还与教育有关，他用了“风教”这个词，他更多地看到后天的因素。

古代统治者对风俗的影响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风俗依然在不断发展变化，总体而言，古人认为，一国之民的风俗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上下之间的影响，二是周围的影响。

在古代，上层贵族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往往起主要作用，所以，人们通常都说“上行下效”，《韩非子》说“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周人灭了商之后，他们研究商朝灭亡的原因，发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商俗靡靡”。商纣王刚愎自用，不听劝告，所以下面大臣们都说好话，拍马屁，效果如同靡靡之音，让纣王听起来非常舒服，最后导致商朝灭亡，因为他无法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所以《尚书》提到“政由俗革”，治理国政，要从改革殷人的陋俗开始。

《汉书·地理志》不仅记载各地的山川，而且提到各个地方的风俗，颇有人文地理的色彩。比如提到，商纣王统治集团的腐败就深深影响了相关地区的民众，尤其是河北赵、中山这些地方，虽然商纣王统治集团早就灭亡了，可是他们留下的东西仍旧在影响社会风气。《汉书·地理志》说道，在他们当年长期经营的那些地区，男人至今喜欢“相聚游戏”，不务正业，靠“掘冢盗墓”为业。女子更是糟糕，“游媚富贵”，“富”是有钱，“贵”是有权，女子以谄媚有钱有权的人为荣耀。上层社会的腐败，使得下层社会的风俗也出现了很大问题。

周边环境对风俗的影响

人的生活环境不是封闭的，时时会受到周边各种风俗的影响。

比如《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像邯郸这样的地方，跟郑、卫这些历史上常常被批评风俗不太正的地区接壤。所以，人们作奸犯科，而且不当回事，因为这个地方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再如在当时的晋北，由于靠近胡地，民众耳濡目染，浸淫成风，好为奸诈，不事农商，成为一种风俗。所以，东汉班固就很感慨，说：“痛乎，风俗之移人也。”

《荀子·劝学》里有一句话“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麻是笔直长的，蓬很软、很飘，假如把蓬放在麻的中间长，由于环境影响它，它也就跟着长直了。所以，一个地方的风俗每每会受到周边风气的影响。

“道一风同”的目标

对于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土地辽阔的国家而言，各地的风俗都不一样，想有真正的统一很困难。古人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要把风俗逐步统一，这就需要有相同的道德标准，用超越时空的正确的道德观把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同时，应该仿效中原地区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让大家走到一起，即实现“道一风同”。

所以，《礼记》里说：“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一”就是统一，“同俗”就是相同风俗。在古代，历代儒者都有这个理想，并不断努力，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人口再多、地方再大，对“道”是认同的，风俗能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逐步走向统一。

古人广教化、美风俗的途径

古人认为，要想做到道一风同，有好几方面的功课要做，第一是读书学礼。人要懂道理，一定要通过后天的学习，连孔子都说他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很多道理要靠自己学习消化，然后通过礼来展示。所以《礼记·学记》里提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第一步一定要让大家读书，知书达礼。《礼记·乐记》又说：“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古代先王要移风易俗，就一定要推行教育。

古人认为，治理一国之民要靠道德引领。《礼记·礼运》中说：“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刑肃”，即刑法非常苛烦、非常严厉，而风俗又非常凋敝，这个国家民心是不会归向的，出了毛病的国家，叫“疵国”，这种统治方式不能长久。西汉初期，民风凋敝，社会混乱，一些精英阶层非常忧虑，贾谊曾经上书，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他认为西汉继承了秦帝败俗，因为秦人治国，是不考虑风俗正气的，施行暴政，而西汉初创，在扭转风气上没有建树，所以老百姓把礼义廉耻都丢了，去盗取宗庙的祭器。官风也都很坏，国家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懈怠，没有气象。当时有一个郡国，发生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恶性犯罪，这种连畜生都做不出来的事情，一年当中竟然有220多起。这种败俗如果不纠正、改变，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有了统一的道德标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教化”。汉武帝意识到，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要把老百姓的良知提升起来，所以他提出要“广教化”，通过弘扬“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的举措，最终达到“美风俗”的治国理念。把“仁”和“义”当作做人的根本、立国的根本，此外，朝廷还要有是非观，褒奖德行高尚的人，录用贤能之士，劝善刑暴。目标很清楚，就是美风俗，要让这个国家的人都懂仁义，都有德行，都羡慕贤良。

学问与德行兼优的官员对风俗建设的价值

在古代，要把好的教化推广开，是个很艰苦的工作，要到各个州、各个县、各个村子里去深耕。两汉时期朝廷有一个很明确的理念，一定要选学问和德行兼优的人来做，这些人要有人格魅力，是社会风俗的引领者，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是万民仰望与追随的楷模。

为了摸清全国风俗的情况，两汉朝廷曾经多次派风俗使循行天下，“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包括考察吏治、平反冤狱。比如元康四年，汉宣帝派了十二位官员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初元元年，汉元帝也派了十二人，“览风俗之化”。汉元帝建昭四年又派二十一位“观教化之流”。汉平帝元始四年又派了太仆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如此等等，通过考察各地风俗，掌握一手的情况。

受命担任风俗使的，都是学识广博、品德端正的儒者。比如谷永，“博学经书”;再如韦彪“好学洽闻，雅称儒宗”，皇帝曾经多次召见他，向他请教礼仪风俗。这样的例子，我们打开两《汉书》，可以说不胜枚举。

当时是如何通过道德礼义的教化善化民俗的?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韩延寿治颍，是汉代在中原地区扭转秦之陋俗的典型案例。颍川，在今天河南禹州一带，地方非常大，人口多，汉代治安问题非常严重，一些豪门大族通过联姻、跟官府勾结，在地方上形成了很大势力，他们还结成帮派，彼此恶斗，地方上不得安宁。需要派精明强干的官员去治理。一开始朝廷派赵广汉去做太守，这个人行事作风非常果断，到那里之后，鼓励民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采用一些权术挑动当地权贵之间的矛盾，然后快刀斩乱麻，抓一批、杀一批，很快把局面搞定了。但这种治理是单向的，是上对下的，没有下面民众自发配合的过程。此外，这种完全靠刑法治国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是这种治国方法给不了的。后来，颍川果然又出了不少问题。最后朝廷又派韩延寿过去，韩延寿是饱读经典的儒生，他到颍川之后，挑了20多名德高望重的长者，请他们吃饭，向他们了解情况，做沟通，讨论如何通过道德教化把颍川引导到和谐、温情的境界，与他们取得了共识。然后，在这里办学校，学习礼仪，敦厚伦常。例如，行成年礼，旨在让每个成年男子明白自己对家庭、社会负什么样的责任。再如婚礼，让大家明白家庭如何建设，才能“合二姓之好”。这些礼仪形式非常温和，非常典雅，为民众喜闻乐见，推行多年之后，这个地方风气完全改观了，好到连坏人都不敢进去。

另一个例子是在岭南边陲地区，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那里设置了九真、交阯和日南三个郡。最早到九真去做太守的是任延，他对儒家经典与治国之道非常精通。他一上任，发现九真郡里的人还生活在氏族部落时代，没有婚姻、家庭，靠渔猎为生，跟中原好像是两个世界。于是他教他们学习牛耕，制造生产工具，推行中原的文化。由于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民众丰衣足食，而且还有了家庭，为了纪念任延，当地人给孩子起名时都把“延”字加进去。九真跟汉代中央朝廷曾经一度关系比较紧张，经过教化，九真之民的生活与内地完全一样，对朝廷也完全认同了，边境上原有的防御措施全部撤除，真正融入了中原大家庭。

到交阯郡做太守的是锡光，他也是用礼义来教化，将之作为治理的主轴，“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多年之后，民风为之丕变。他在当地的声望，与任延等同。二位太守的功绩，一是安定了边境，二是使中原文化在那里深深扎根，所以《汉书》上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

古代民间的自发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是古代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推动的文化建设工程。宋代是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最多，文化最繁荣的朝代之一，很多读书人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真正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当时不少知识精英意识到，要做到天下大治，就要在乡村移风易俗，做文化深耕的工作。陕西蓝田县吕氏四兄弟，为敦化民俗，订立《吕氏乡约》，规定“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意思是在道德上，在从事的行业上，要互相鼓励;发现对方有过失要及时互相规劝，别让它恶化;以礼俗相交，出现患难时要互相体恤。《吕氏乡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中国民间开始自发地移风易俗，标志着古代中国乡村自治正式开始。

《吕氏乡约》出来后，全国各地的响应，可谓此起彼伏，史不绝书，许多家族的族谱里也都有类似的内容，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十多年前，我到访韩国庆尚南道，发现那里有一个县也叫蓝田县，原因是他们在朝鲜时代就接受了《吕氏乡约》，出于向慕之情，就将原有的地名改为“蓝田”，并且世世代代按照《吕氏乡约》的要求生活，至今犹然。

我们再谈谈明代。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家，他提倡“知行合一”，知了一定要行，一定要付诸实施，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对于儒家经典，一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且用自己模范的形象去移风易俗。王阳明曾经在江西南部，南安县、赣州以及福建的汀州、漳州这一带做巡抚，他非常重视社会教育，所到之处，他都热心创办书院。当时赣南的民风很差，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好是由于缺乏教育，老百姓出现了问题没有及时纠正，一出问题就抓人，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受蓝田《吕氏乡约》的启发，他制定了《南赣乡约》，非常有名，提了16条移风易俗的措施，原文非常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南赣乡约》的序言里阐明宗旨，说：“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诉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他在序言所讲，都是怎么做人，以及与修身、齐家最为相关紧要的内容，把这些都做到了，就能实现齐家、治国。王阳明深知，自己作为地方长官，一定要为民表率，要求民众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他在衙门前面放了两个箱子，一个上面写着“求通民情”四字，老百姓有什么想说的话，请你写好放在箱子里，我每天会来收看、处理;有些事情可能我没有注意到，你们发现了请随时告诉我。另外一个箱子写着“愿闻己过”四字，意思是我对诸位提了这么多要求，如果发现有我没做到的，请你告诉我，写好了投进箱子里，我一定改。当地的乡风民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改善的。

此外，其他地方也有不少乡约，比如广东增城《沙堤乡约》、山西潞州《仇氏乡约》、山西解州《解州乡约》、广西《泰泉乡约》等。这些乡约在不同地方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即把民风民俗搞正了，使其整体提升。

历代学者，对乡约所起的作用都给予高度评价。比如清代贺瑞麟就说，“乡约法最关风化，务各力行”，意思是乡约意义重大，大家要力行。明代耿定向说“导俗维风，莫善于乡约”，建设与维护好的乡风民俗，没有比制定与践行乡约更好的了。清代牛兆濂说“乡约为善俗之要”。古人意识到，要想有好的风俗，就需要从基层扎扎实实做起。

风俗是古代评价君王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明亡之后，当时的学者顾炎武非常痛心，就反思其中的原因。在他的代表作《日知录》里面，他对从周到明，历代风俗的善恶，都有深刻论述，其中谈道：“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他说，汉代从汉武帝开始表彰孔子的六经，老师带学生，儒学一时勃兴，可惜六经的大义未明，没有把六经的思想真正弄清楚，结果王莽篡权的时候，不仅没有人站出来跟他斗争，相反，遍天下的儒者都对他歌功颂德，甚至向他献符，可谓悲剧。东汉光武帝有鉴于此，一方面尊崇节义，另一方面敦厉名实，是不是真正的儒者，是否只有儒者之名而没有儒者之实，要看实际表现。因此，光武帝所举用的人，都是把经义弄得很清楚，而且自己的行为得到修正的人，所以举国的风俗为之一变。变到什么程度?在顾炎武看来，“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东京就是东汉，夏商周之后的风俗，没有比东汉更高的了。政府起用了一批道德跟修身都做得非常好的人，靠这些人去移风易俗，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顾炎武又说：“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他非常感慨，认为评价一位王朝君主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不看他治理之下的世风好不好，就没有办法弄清楚他的功劳究竟是大还是小。顾炎武批评东周末年(战国末期)的天下大乱，而特地表扬东汉，他说这样表达是含有孔子做《春秋》的深意，寄托了他的社会治理理念。

顾炎武的这一观点在其他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前些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尊德义》，对禹和桀两个君王进行了对比。大禹是夏的开国君王，桀是末代君王，商朝汤是开国君王，纣是末代君王。竹简上说“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同样的人民在大禹的领导之下民风非常好，可是换了桀，老百姓风气全部变坏了，天下大乱。商汤继位，他原封不动地接过了这些乱民，结果又治好了。正如顾炎武讲的，“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

小结

我最后稍微小结一下以上所讲的内容：在古代，风俗最早的时候是地方性的一种生活习惯，由于风俗各异，所以古代的中国人很早就提出来要移风易俗，要走向道一风同的境界。

古人认为，要达到这个境界首先要让老百姓读书明礼，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低限度是不给社会添乱，不给人添堵;最高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君子人。我认为，这也是古代人眼中社会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