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统的“外发”与“内生”

中国新文学诞生已经历时百年。在这个节点上回望文学发展历程，就能发现，中国文学积淀下来的深厚传统，一直在涵养与作用着文学的发展流向，只不过有时是显在，有时是潜在。传统是宝贵的资源，如何盘活传统需要充分的考量，需要新的观念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今天开始，光明日报开辟《文艺观潮·文学传统的当代回响与新变》栏目，邀请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就如何实现文学传统的“双创”发表各自的意见。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谈论回归传统的声音日见其多。这原本不是一个新话题，可以说自二十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反传统之后便有，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罢了。这其中的原因虽然复杂，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二十世纪初那场“文学革命”的反传统太过极端，难免要激起固有文化的反弹，而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又不能完全解决中国文学的问题，故而反求诸己，回头从传统中去寻找现代文学创造的经验和资源。

但这样一来，也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后果，即从此以后，传统和现代成了对立的两极。久之，则造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研究者往往把传统和现代看作是两个对立的存在，甚至是两个冲突的阵营，文学处在这个对立冲突的两极之间，要有作为，就只能作一种单向的选择，要么回归传统，要么走向现代。

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证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往往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是西方影响的结果，而接受西方影响，又是以颠覆自身的传统，即所谓反传统为前提。这个流行的说法虽然说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却也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的一些“内生”性因素，以至于因此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完全看作是一种“外发”型的文学，即外力作用的产物，割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传统的血肉联系和整体关系。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文学革命”的发轫期，就有学者、作家把当时正在发生的“文学革命”，看作是中国历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历史延续，而且致力于寻找白话新文学与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在古今白话文学之间，构造与文言的正统诗文并行不悖的一种新的文学传统，甚至以之取代正统诗文，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后来又有人把中国文学区分为“言志”和“载道”两大传统，把承袭“言志”传统的晚明文学革新运动，看作是“文学革命”的直接源头和动因。认为“五四”新散文受晚明小品文影响，更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这说明，即使是主张激进的“文学革命”的一代学人，也不否认现代新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这些学者、作家的认识，对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开辟了一个由“外发”到“内生”的研究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新思路。无独有偶，在近三十多年来引进和译介的一些域外论著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西方汉学家和海外华裔学者也在努力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发掘影响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内缘因素，说明从中国文学的内部运动去寻找现当代文学发生的动力，重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不论是见诸文字，还是流于口传，已经孕育着白话文学的萌芽，有的已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将缓慢地发展出现代的白话文学。“五四”时期建构的白话文学传统，就是一个证明。虽然不能在“现代文学”与“白话文学”之间画上一个等号，但“现代文学”是经由倡导“白话文学”的“文学革命”肇始，尔后在不断追求现代的过程中结下的一个成熟的果实，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白话文学”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异名和显在的文体形式。

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不是单边的存在，而是复合的结构。因而建构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可以有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就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的历史而言，所谓正统诗文，是由历代文人的诗歌散文创作建构起来的传统，历来居于正宗地位。自宋元白话文学兴盛，明清以降，“白话文学”日渐受到重视，近代以后，渐有觊觎正统诗文宗主地位之势。到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就由宋元明清的“白话文学”，上溯中国文学的既往历史，从中发掘白话文学萌芽生长的因素，努力在正统诗文之外，建构一个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的新传统。虽然这一新传统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但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重要依据，并以融入、赓续这一传统为“文学革命”的目标取向。到“文学革命”成功，白话新文学日渐占据主流地位之后，又因其通俗的形式和大众化的效用，再度成为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的利器，包括后来的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等。在这过程中，被颠覆的不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全部，而是文言传统的单边。相反，在颠覆文言传统的同时，却使白话文学传统被系统发掘，得到重建。

当然，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对传统的继承，一直都是单边突进，疏于顾及全部。西方学者在研究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区别时，曾使用过一个“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如果把这个概念移用到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也可以说，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应当包括历代文人创造的正统诗文和起于民间的白话文学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中国古代是相互补充、相互为用的。当正统诗文的创造力濒于枯竭，或陷入精神困境、风气颓靡的时候，往往要向民间创造的白话文学学习，从中汲取精神和艺术营养，或标举白话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提升其品格和地位。明清以后，更是如此。回观宋元明清白话文学日益兴盛，日渐受到重视的趋势，尤其是明清两代的正统诗文“专事模仿”“徒为沿袭”的状况，两相比较，仅就中国文学的“大传统”内部正统诗文和白话文学的消长而言，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革新也属势在必行。这次的文学改良虽然没有触动正统诗文的根本，但接下来的“文学革命”就视正统诗文为“谬种”“妖孽”，必欲除之而后快。正统诗文由此被打入“死文学”的囚牢，被“文学革命”全面“废除”。此后接续重建的传统，虽然以“民族的”自命，但基本上是起于民间的白话文学传统，如从“五四”时期就已经开始，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达于极盛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提倡，五六十年代以“革命历史演义”和“新英雄传奇”为代表的话本小说传统的复兴，都是这个单边的白话文学传统“偏至”发展的证明。

正因为现代中国文学自“文学革命”之后，逐渐走上了一条“偏至”发展之路，所以才有对于传统不断的检讨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被偏废的正统诗文的某些理论和创作遗产，也得到了甄别和利用。最典型的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讨论新诗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倡导“在古典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个“古典”，所指就主要是正统诗文中历代文人的诗歌创作。这些被“文学革命”彻底否定的文学遗产，不但成了这期间讨论诗歌形式问题的主要理论资源，而且，在创作中也为当时的诗人所取法、借鉴。郭小川所创造的“新辞赋体”和尝试把词曲的形式融入叙事诗，就是这期间重续“古典”诗文传统的产物。虽然这场有关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最终并未为新诗找到一条公认的发展道路，但却在一个民间的白话文学传统“偏至”发展的时代，为文人创作的正统诗文争得了继承和再造的合法性地位。

新时期以来，鉴于这种“偏至”发展的文学传统，已经造成了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匮乏，文学创作的形式僵化、风格单一、创造力枯竭的状况，新时期的文学革新，一方面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借鉴，另一方面同时也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传统，正统诗文的遗产开始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对温李一派诗风的继承和“新笔记小说”对笔记文体的转化，是这期间的文学重续压抑已久的正统诗文传统的重要表现。随着传统文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尤其是文学自身对追逐西方新潮的反省，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已有许多作家开始了创作转向。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虽然仍有莫言式的向民间“大踏步撤退”和贾平凹等作家依旧钟情于白话小说的经验，但也有许多作家把目光投向一个比文学更深广的传统。这个传统不仅仅是上述包括正统诗文和白话文学在内的文学的“大传统”，而是包括这个文学的“大传统”在内的更大的整体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有人就提出，小说创作可以回到中国古代文字著述文史哲不分的“原始的‘书’”的状态，并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创作的试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等，就是这种试验的产物。此外，如张炜、迟子建等作家用纪传体、编年体、方志体、纲鉴体史书的体制创作了长篇小说。前述“新笔记小说”，则进一步由短篇发展到长篇。凡此种种，说明这期间的作家，在立足本土经验，取用本土资源方面，已经超越了正统诗文和白话文学二元对立的格局，开始进入一个更加高远廓大的境界。

中国文学自来植根于一个深厚的文化著述传统，它的前身是一个文史哲不分的混成体，后来虽然从这个混成体中分离出来，却仍留有很深的原始印记。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浸润深透，而且与各种文化著述的文体边界也很模糊。论者此前曾以“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言其对小说的影响，事实上“史传传统”和相关文化著述传统，对整个文学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述这批作家的创作转向，回到这样的一个著述的传统中来，是回归中国文化躯体宽厚、乳汁丰满的母体，可供利用和转化的创作资源自然不可限量。虽然不能说这样的创作转向，已经获得了圆满成功，但对当今文学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推动中国文学不断融入世界、走向现代，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