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进高考工厂 一些孩子就要进富士康过余生

1977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几百万中国知识青年以巨大的热情拥抱高考的回归。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十年前所撰写的文章《77年高考：一次空前绝后的招生考试》几日前被公众号“知识分子”转载。文章回顾了四十年前那场高考的状况：自正式宣布恢复高考，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与考者的过往经历迥异，年龄悬殊，兄弟姐妹、叔侄、夫妻、师生同考的情况随处可见。

那一届高考的录取率史上最低，经过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后，最终录取率也只达到4.8%。1977年的扩招非常匆忙，许多复办的师专没有校舍，临时寄居载师范学校内或是借用小学的教室上课。二三十岁的青年大学生，使用低矮的小学课桌椅听课，成为中国高教史上少有的奇观。

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恢复高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高考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知识改变命运”在恢复高考的当年体现得特别明显。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大学生，多数经历过上山下乡，刘海峰指出，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经历了尊重知识的八十年代，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需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来他们则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然而，“新三届”的高考神话已经无法复制。自媒体“土逗公社”发出《高考40年，改变命运的只有两代人》一文。作者老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个人或者家庭需要支付的教育成本是越来越高了，同时毕业之后工作预期收益是越来越低了。

作者把高考恢复后的大学生划为三个世代，第一个世代是1977-1979年入学的“新三届”，是“神话时代”，他们个人支付的教育成本很低，而毕业工作之后获得向上流动机会最好——因此获得有形或者无形的收益最高。第二个世代的代表性群体是八十年代中晚期步入大学的世代，被老田称作“过渡世代”。这一群体通过通过努力，能够在城市挣得养家糊口的地位和资源，获得小康水平的稳定生活。自九十年代大学产业化海量扩招开始，大学生则进入了“蚁族世代”：他们的家庭支付了巨额的教育费用，毕业之后却找不到一个收入足以支持其养家糊口的工作，缺乏家庭背景的大学生不得不蜗居在城市的郊区村，从事各种稳定性极低同时收入也不高的职业。

这三个世代体现了四十年来，私人承担的教育成本快速上升，同时，空缺位置越来越少导致通过率急剧下降，两者共同决定了高考的成本以及由此改变命运的成功率。在高考越来越无法改变命运的今天，中下层家庭对于高考的投入意愿和能力，却反向攀升到历史新高。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考工厂”生意极度兴隆，衡水中学也开始全国办学的扩张性努力，然而大多数家庭的指望高考改变命运的愿景依然会落空，却催生了“高考工厂”和小镇房地产的繁荣。

《新京报书评周刊》刊发《从“赢在高考”到“赢在子宫”，高考神话破灭了吗?》一文，把目光放在了“高考工厂”的恶名上。作者罗雅琳指出，当下流行的政治正确是鼓吹高考不是人生成功的唯一通道，并将那种狠抓高考的行为视为视野狭隘和人性异化。以毛坦厂中学为代表的“高考工厂”在媒体上饱受诟病，被认为“侵犯学生隐私，有损青少年身心健康，甚至有给学生洗脑之嫌”。曾经以军事化管理、题海战术换来的耀眼升学率成为风靡全国的高考样板的河北衡水中学，以及曾占据热销教辅书封面的湖北黄冈中学，随着升学率大幅降低，也成为了扭曲式教育的典型。罗雅琳指出，“超级中学”的没落，并非公众理所当然以为的源于其畸形和扭曲人性的教学方式，而是金牌教师在高薪吸引下纷纷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周边大城市、省会城市和外省名校。

与此同时，“应试教育”这一噬青春的形象扎根于中产阶层的意识中。北上广等大城市津津乐道的是，国际化高中里大部分学生或通过保送进入国内名牌大学，或被国外大学录取，这些免受高考折磨、“心智健全”的学生与“高考工厂”里的孩子形成了命运的鲜明对比。近年来，中产的“幼升小”、“小升初”等早教竞争神话，早已超越了“一朝金榜题名”的陈词滥调。最近的几片爆款文章《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中产教育鄙视链：决不让娃和没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读幼儿园》无不暴露出了中产的“教育焦虑”，生怕孩子遭遇阶层下滑。于是，“起跑线”从高考挪到了小升初、幼升小，乃至需要“赢在子宫里”。

罗雅琳指出，和大城市里的孩子相比，落后地区的孩子们不仅在实际获得的教育资源上输了，更在社会舆论上输了。他们不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挽回失落的起跑线，甚至，这种艰难的努力本身也被指认为人性扭曲和功利主义的象征，成为他们“素质不全面”、“精神世界不完整”的证据。然而，对于毛坦厂中学的孩子们而言，如果不进入“高考工厂”，也许就要进入富士康等真正的工厂打发余生。“超级中学”和高考神话的逐渐被负面化，这意味着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道路越来越艰难。

但越是如此，我们越应该努力维护高考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