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强化应对恐怖袭击能力

澳大利亚警方加强反恐措施，在主要街道设置了应对恐袭的路障。图为7月17日，行人从警方在悉尼街头设置的路障旁经过。 　　人民视觉

　　核心阅读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7月18日宣布，澳政府将成立新的超级大部——国土事务部，以统筹反恐事务，同时修改相关法律，应对不断增加的恐怖袭击威胁。这是澳大利亚政府40多年来在情报和国土安全方面最重大的改革，这一机构调整旨在加强对澳情报、安全、执法等部门的总体监督和协调。

国土事务部将统领多部门联合反恐行动

据悉，新成立的国土事务部将于明年6月前组建完毕，负责制定战略规划，协调并支持移民和边境保护部、国土安全和执法部门、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澳大利亚边境部队和澳大利亚刑事情报委员会等与国家安全相关部门的工作。

特恩布尔说，澳大利亚面临的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威胁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不断加剧。澳政府去年委托专家进行的调研显示，虽然现有机构运行良好，人员素质过硬，但国土安全和执法部门需要更加紧密地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新的安全形势。

据悉，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澳大利亚政府还将赋予军队更大的权力。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电台报道说，政府正在酝酿一项法律修正案，在新的法律通过后，军队将有权在城市街道设置路障、向恐怖袭击嫌疑人发动攻击。与此同时，军事人员也会被派驻警察部队，协助加强各政府机构之间在开展反恐行动时的沟通与配合。

此外，为了有效应对恐怖袭击威胁，澳大利亚政府还将出台新法律，强制社交媒体配合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获取来自疑似恐怖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加密信息。特恩布尔称，出台新法律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在线加密功能已经影响了澳安全机构的工作。澳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合法截获数据中有65%以上使用了某种形式的加密，仅上个月就有大约60起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案件的侦破受到影响。特恩布尔说，不能允许互联网成为恐怖分子活动的场所。

新法律将允许军队对恐袭做出快速反应

此间媒体认为，澳大利亚政府设立新部门、修改现行法律、加大反恐力度，主要是因为最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2014年12月发生在悉尼的恐怖袭击，暴露出警方应急反应的诸多不足。当时，一名极端分子劫持了悉尼市中心一家咖啡馆内的18人作为人质。警方在与极端分子对峙了16个小时、1名人质被枪杀后才发动强攻，整个事件导致3人死亡，4人受伤。

事件发生后，澳大利亚政府和警方的反恐能力遭到公众的强烈质疑。其后发布的调查报告认为，枪手不仅前科累累，而且早在作案前一周，他的言论和行踪就已经引起了安全部门的注意。但是相关部门判断该人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因而使其成为漏网之鱼。报告建议政府应认真检讨移民、枪械管制和相关法律，以免悲剧重演。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澳政府组织人员对国防安全相关法律进行了检讨，结果发现，法律存在诸多问题，会阻碍军队对在澳大利亚发生的恐怖袭击做出迅速反应。比如，法律规定，只有在超出自身能力范围时，各地方政府才能请求联邦军队的支持，而此时恐怖分子可能已经发动袭击并造成大量伤亡。在2014年的悉尼人质劫持事件中，尽管军队已做好干预的准备，然而由于复杂的调动部队程序未得到满足，直到最后军队也没被要求参与行动。

特恩布尔日前表示，根据拟议中的法律修订案，一旦确认发生恐袭事件，地方警察部队仍将是率先出动的人员，但军方将能与警方进行更密切合作，各地方政府可在任何时候向军方求援，而不必像目前这样，必须等到警方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求助于军队。

政府需要进一步促进各相关部门间的协调

此间分析认为，在恐怖主义威胁向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即便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近些年，类似悉尼恐怖袭击事件这样的“独狼”式袭击在澳大利亚屡有发生，其中很多都可以看到极端宗教分子的影子。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政府应该对近些年的移民政策进行检讨，因为很多证据显示，一些极端宗教分子以难民的身份进入澳大利亚从事恐怖活动。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国家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卫斯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澳大利亚当前有约100—200名“令人忧虑”的极端分子，他们要么思想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影响，要么正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

不过，对于政府组建这样的超级部门用来反恐，澳大利亚国内意见不一。反对党领导人肖顿表示，特恩布尔突然作出这项决定并不能保证“国家安全”。卫斯理对本报记者表示，澳大利亚当前看似各自为政其实相关部门始终在紧密配合的国家安全构架是历史形成的，已经足够合理、高效和灵活，政府需要做的是如何进一步促进各相关部门间的协调，而不是将它们硬捏在一起。

有评论认为，澳大利亚近些年追随美国，并向中东地区派驻军队，使得国内的安全形势愈加复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甚至直接点名澳大利亚，号召追随者对其发动袭击。组建国土事务部虽然能够增强澳大利亚政府应对恐怖袭击能力，但是要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安全感，就必须同时在内政和外交上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