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领导人释放出的缓和两国关系的信号,其直接受益者可能是那些“窒息”了一年多的韩国企业家们。而在解决“萨德问题”上,中国才会笑到最后。11月18日,南华早报发表文章,称在这场有关北京与首尔的“萨德博弈”中,前者不费“一枪一弹”,轻松平息这场风波。
南华早报报道
11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本身如同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因“萨德”入韩受阻的中韩关系将逐步回暖。
在这次会见中,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强调在事关重大利害关系问题上,双方都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中韩关系负责、对两国人民负责的态度,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决策,确保中韩关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文在寅表示,韩方重视中方在“萨德”问题上关切,无意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
11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岘港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这被外界视为中韩两国发出“交往正常化”的信号;同时,这也是持续了一年多的“萨德风波”,两国欲求收尾的体现。
文章称,首尔的“服软”表现在接受中方提出的“军事约束”,即从韩国角度来说,接受履行中方提出的“三不”承诺。
也就是说:韩国政府不会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 韩国政府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三方军事同盟。
对于这些要求,韩国方面早在习近平和文在寅的会面前,理清头绪。韩国外长康京和在上个月底(10月30日)在接受韩国国会质询时,表示全盘接受“三不”倡议。
韩国外长 康京和 图:新华社
对此,外交部在同日回应,重视韩方表态,希望韩方把上述承诺落到实处,妥善处理相关问题,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平稳健康发展轨道。
南华早报称,接受这些条件对韩国来说可谓是“巨大的牺牲”,但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说,留给文在寅的选择不多。
在经济上,
介于韩国的经济体积和对华依赖程度,中韩两国的“互相伤害”,对韩企来说与“飞蛾扑火”无异。
现代集团2017年在华第二季度销售额比去年同期降低了64%;乐天集团在这个时间段的暴跌值为95%;而在旅游业出现“禁韩令”后,韩国光一个领域就在一年内蒸发156亿美元。这还是比较宏观的分析,观察者网在此前对“禁韩令”下韩国大小企业的损失做过报道,场景惨淡。
韩国免税品店惨淡关门(上),济州岛游客寥寥无几(下) 图片来源:韩国先锋报
“解除禁令”后,韩商重获生机,效果立竿见影。习近平和文在寅的那次会面,恰逢中国电商网购节日。仅两天后,全智贤就登上了双十一折扣活动的海报,此前韩星一度在中国广告界“绝迹”。
然而
对于文在寅来说,向中国“妥协”是身不由己的决定。南华早报称,单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在萨德风波中借机加强与美日两国的同盟关系,对韩国来说是理想的选择。但是,恰恰是文在寅的韩国,不能这么做。
中国已经用16个月的时间,教会韩国没有能力为自己的“任性”埋单的事实。
首先,就像上面说到的,而这个时候,中方又抛出“三不”承诺,这一下子就把韩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局势,三方串联在一起。
Joseph Yi所说,“韩国是不会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做出这样的承诺的。就是因为对方是中国,韩国才这么做(接受‘三不’承诺)。因为如果不去遵守,那就成了与日本为伍,这是(韩国)左翼不希望体现出来的。”
这是空前的。正如韩国汉阳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
文在寅所代表的韩国左翼,宣称反美、反日、反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文在寅的立场理应更接近中国,特别是从历史角度出发,文在寅的韩国理应更讨厌日本。
韩国左翼人士“反日”抗议示威 图:南华早报
这虽然只是左派标榜的,在实际掌权中会有一定出入,但从选民的角度出发,文在寅的政府必须表态。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就反而助长韩国加入“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嫌疑。就这点向选民们解释,文在寅会很麻烦。
举个例子,在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特朗普韩国行中,那道国宴“独岛虾”、以及餐前与“慰安妇”的会面,都是文在寅政治立场的表现,不仅是向美国的表态,对日本的抗议,也是做给韩国民众看的“政治秀”。
文在寅与特朗普见“慰安妇”(上),当晚韩国国宴推出“独岛虾”(产地为日韩争议海域,日称“竹岛”) 图片来源:新华社、视觉中国
而在对华政策的解读上,文在寅不能仅仅表态,在中国和美日之间找到立足点,才是文在寅政府的刚需。这其中,不仅仅有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考虑到文在寅上任时,恰逢接棒上一位韩国总统搅成“烂摊子”,这届韩国政府没有理由放任中韩两国脆弱的双边关系不管,任其继续恶化。
这么做肯定就有人跳出来,指责中国“以大国之姿,强行顺服周边国家”。斯坦福大学东南亚中心主任埃摩森(Donald Emmerson)就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对中国进行了指责,并以南海问题为例,称中菲两国在解决黄岩岛问题上的做法,与“萨德问题”类似,中国可以用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在政治或是国家安全议题上妥协。
但也有另一种解释。美国外交学者网站11月18日刊登国际危机组织(ICG)韩国问题专家Clint Work的文章,称“这(接受‘三不’承诺)是韩国自己的决定。”
“从奥巴马的‘重返亚洲’到特朗普这次‘印太战略格局’,这些都是美国制定以中国为目标的战略。恰恰是因为这些政策的过于模糊,难以解读,韩国感觉不到自己的战略地位;以及作为回报,首尔从中可以向美国得到什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在寅不急于接受这些概念的一大原因。
文章称,
首尔在美国制定的“大战略”中失去明确定位,导致其不急于接受这些概念 图片截自外交学者网站
“毕竟,美国对韩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在对日政策上的解读,来衡量的。”对于这种“分级的安全战略制定”,美国留给日本和韩国的政策压力有所不同;而韩国比起日本,更可能是中美大国“零和游戏”的受害者。
基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在寅要“放弃这场萨德博弈”,不得不“弃子投降”。
要求“取消部署,撤出相关设备”。
然而仅仅承诺“三不”是不够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年4月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对“韩国将’萨德’反导系统的相关部件运入拟部署地”一事作出表态,
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一贯的,没有改变。
而当中韩关系出现转好信号,被问及中方在对待“萨德”问题上有没有变化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0月31日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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